集英殿够大，已经摆下了五百七十张桌椅，新科进士们在众礼部官员的指引下，据桌坐好，准备考试。
殿试为策试，皇帝亲自出题:关于损益时务应时而造的策问，题目表述如下：
古之明王，以道揆事，以贤任官。人得以尽其才，法足以行其意，小大之分得，远迩之俗同。因之以辅志，而上无疑谋，劳之以劝相，而下无拂心。以修在地之政，则省山而木兑，犹河而水翕。以协在天之纪，则日星顺其行，岁月得其序。至于礼备乐作而告其成功。鸣呼，何施而可以臻此欤？
朕获奉宗庙，惧不敏明，无以章先帝之休德，故自亲政以来，嘉与卿士大夫修明厥绪，申喻朕志，累年于兹。而推原本旨，或未尽察，人自为义，泽不下究。此其故何欤？
《书》不云乎：“天之命，惟时惟几。”方今之务，所当损益，应时而造者，必有其序，为之于未有，谋之于未兆，必有其几，子大大之所宜知也。盖自唐虞至于周，更六七圣人，而后其法大备。今其书具在，可考而言也。然则孰戾而不合，孰可推而行之？其详着于篇，朕将亲览焉。
这题目表述的大意就是：先帝任用的都是贤才，治国治民皆是唯才是用，治国成绩也不错，君臣之间也很是融洽；自己也秉承先帝遗志，励精图治，任用贤臣，可为何君臣之间老是合不来呢？请问有什么良策解决这个问题呢？
“君臣之间为什么合不来？还不是因为你急功近利、公报私仇和章淳、李清臣、曾布之流疯狂打压报复元佑旧党所致？这还好意思问？”武植在心里鄙视着腹诽着，但这些话他万万是不能说出口的！
赵煦当上皇帝的十五年里，整个朝廷上下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：党争！打击西夏、收复一些失地只是顺带而已。
刚开始是司马光、韩忠彦之流，在高太后这个老女人的撑腰下，一股脑全盘推翻了王安石倡导的新法，凡是跟新法沾上边的人全部打倒贬斥，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。
而等到高太后归天赵煦亲政后，章淳、李清臣、曾布、蔡京等所谓新党一朝得势，以弘扬新法为借口，反过来又把司马光等元佑旧党人从天堂拉入地狱，更为疯狂的打击报复，几乎把所有元佑旧党人都贬到了荒漠般的岭南去等死。苏轼更是被他们一贬再贬，一直贬到了数千里之外的海南儋州！
不管新党还是元佑旧党，两拨人都不是什么好人，放着正事不干，平日里就只懂得狗咬狗。武植心中，除了对已故的王安石、范仲淹、包拯、沈括等人心存敬意之外，对这些人一丁点好感都没有，包括向太后和赵佶。北宋就是被这帮人给慢慢折腾没了！他心里很是鄙视他们。
但武植现在对他们却是毫无办法，他现在甚至还要仰仗他们推他一把呢！
根据武植的历史认知，他知道这届殿试的状元是何昌言，榜眼是方天若，探花是胡安国，章淳的儿子章持也是进士，状元何昌言和榜眼方天若都是投机上位的，他们在策论里都是大肆贬低元佑旧党、极力颂扬新党，由于迎合了章淳、李清臣、曾布、蔡京之流，被他们硬生生提到了状元和榜眼的位置。而胡安国是真的有才，由于没有在策论里说旧党的坏话和拍新党的马屁，被章淳等人压了下来，幸好赵煦识货，给了个探花。
所以，武植要做的就是依样画葫芦，如法炮制就行！纵使心怀不爽，他也要违心的在策论里尽可能说皇帝和新党的好话，尽量贬低旧党，反正这两帮人他都看不顺眼，顺便成全一下自己了。现在的武植，得拿出不达目的不罢休、不择手段的行事作风来，这样才能实现他的既定目标。其实在殿试前，武植也曾经提示过潘伟，叮嘱他在殿试时要尽量的偏向新法和新党，多为皇帝和新党说说好话，就不知道潘伟能不能听得进去照做了。
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。
想好对策后，武植就放下心来了，慢慢的构思起来。武植本身对新法并不完全反感，有些新法举措如募役法、方田均税法、市易法等，他也觉得很有必要施行，虽然施行得不太好也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他反感的是人，那些为了私利而置国家和人民利益于不顾的疯狗般的人！他现在力量弱小，只能先迎合他们，等将来有足够力量后再来改造和收拾他们，这就叫曲线救国。
武植先把要写的内容拟了个提纲，然后照着提纲再慢慢斟酌怎么破题起头，怎么展开，怎么收尾，怎么把贬损元佑旧党和夸赞新法新党的话揉合进去，怎么表达自己的观点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想好后，他提起笔，用行草先快速的写道：“夫闻达者，尊王攘夷也！犹如管仲乐毅，皆为吾辈之楷模。……”
借古喻今，写先帝神宗之神勇睿智，道熙宁变法之有利无弊，赞当今皇帝之深知灼见英明神武，赞新法之万利，夸朝廷新党众臣之劳苦功高良苦用心，骂元佑旧党之腐朽不堪大逆不道，再加上一些自己做人先做己、渡人先渡己、互敬互让、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心灵鸡汤，洋洋洒洒一千多个字跃于纸上，不到两个时辰，武植就把策论写好了。经检查无误后，他方才用行楷一字一句的慢慢誊写，花了半个多时辰，方才誊写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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